桐花万里(2/2)
周培青问爹爹为什么,满大街都在说,城门上也写着“还我河山”,凭什么就说不得。
爹爹真动了气,声音压得又低又硬:“你弟弟以后是要接家里生意、撑住整个家的,不能带向别的路。你以为抗战那是挂在嘴边好玩的吗?那是战争,是血,是死人,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
爹爹从没这样凶过她,他只会乐呵呵地说“又想添新衣裳了吧”、“不想念书了?真不念了?那也行”、“王家那小子不喜欢?嫌人丑?那就不嫁他吧”。周培青看着生气的爹爹,知道这钱是要不到了,她转身回了自己房间,从首饰盒子里拿出几副耳环和几个镯子,金灿灿的一小把。
募捐的箱子口小,一下子扔不进去,周培青只得一样样地往里塞。捧箱子的邓熙文吓了一跳,退后一步问:“你这是干什么?”
其实也不是没有太太小姐们来捐首饰,但没人像周培青这样的,邓熙文怕她将他们这自发的募捐会错了意。但周培青以为他是不肯收自己的,一着急,生了智,问:“为什么别人的都要,唯独我的就不要?我知道你讨厌我,难道讨厌我比为抗战募捐还重要?”
邓熙文一时反应不过来,张口结舌地看着她,任她将东西一件件地塞进去。培青见他收了,心里喜滋滋的,怕他反悔,转身就跑。跑了没多远,就听到邓熙文在后面叫她,她更加不敢回头。但她到底跑不过邓熙文,然后邓熙文追了上来,向她道谢。
周培青气喘吁吁地说:“还以为你要把东西还我呢,有什么好谢的,害我跑得喘如牛。”
邓熙文倒是很严肃,说锻炼身体也很重要,不论男女都应该强健体魄,弱国弱民肯定会受人欺负。
他从没这么认真地跟她说过话,这语气就像是在和他的那些同学讲话,培青高兴之余生出几分羞涩,讪讪地低下头。邓熙文也突然变得吞吐起来,他顿了顿,又说:“我其实也并不讨厌你,只是你之前颇热情了些,我不太习惯。”
邓熙文的此番解释是怕周培青伤心,以他对女生的了解,被人讨厌总归是伤人心的。可对于周培青而言,则代表着她的负气结束了,她的热情又重新汇聚起来。
【5】
周培青回去后当真锻炼起了身体,先是跟着弟弟去学网球,后又每天在园子里跑圈。弟弟笑话她,哪有人在这么小的园子里锻炼的,要跑就应该像联大的有些学生那样,每天往圆通山跑。
周培青就真的去跑圆通山,一路上多是联大的男生,有人穿夹克,有人穿布衫,有人鞋子前后破了口,还有人裤子上破了洞,用膏药布贴着。周培青才要笑,仔细一看,那贴膏药的正是邓熙文。
邓熙文见她盯着那块膏药直笑,有点不好意思,解释说:“裤子破了,不会补,实在是没有办法。”周培青还是笑,这笑容里就多了几分高兴,这说明邓熙文也没什么相好的女同学,不然哪会这么狼狈。她说:“那我替你补。”
第二天邓熙文将破裤子交给她时,还湿漉漉的,显然是昨天特意赶着洗过,还来不及干透。周培青其实也不大会缝,她的衣服没有一件是穿到破的,她又不好意思找家里的用人,便拿了裤子到街上去找裁缝铺。
就是从这次交还破裤子开始,周培青和邓熙文常常会在去往圆通山的路上相遇。对于周培青来说,这是刻意等待的结果,而邓熙文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作息,自然也是一种默契。
起初周培青是跑不到圆通山的,她常常在半路就停下来,待在原地等着邓熙文返回。后来她也能跟着跑到山脚,邓熙文继续爬山,她就在山脚下等他。春天的圆通山上下都蓬满海棠和山茶,也许是人们都忙着踏春、劳作,山脚的圆通寺内人并不多。周培青站在殿里,想求点什么,却思来想去想不出。她觉得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人不能太贪心。再一想,又决定贪心一回,求一求释迦摩尼,让邓熙文能喜欢她。
邓熙文下山,见她从寺里出来,不由得问了一句她去求了什么,周培青不好意思说实话,骗他说在求以后不用跑警报、不必洗头洗到一半听得“呜呜”响,就得抓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往外跑。邓熙文信以为真,鼓舞她说抗战一定会胜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这是周培青从小到大最不寂寞的时光了,每天算着要去跑步的时间,和邓熙文待的每一分每一秒,说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声笑于她都是快乐。
只是服装店的小伙计难免有些失落,周家小姐现在学联大的女学生,成天穿白衬衣和带两根长带子的“工裤”,要不就是蓝旗袍配红毛衣,都不怎么来买新衣服了。
为了能多接上几句邓熙文的话,周培青还专门去书店买了课本,弟弟的家庭教师来时,她有时也会跟在后边听,问他“你好吗”、“今天天气真好”用英文怎么讲,死记硬背下来去对邓熙文说。邓熙文听了,拼命憋住笑,说“给你弟弟换个英文老师吧,这样下去,发音只有我们本国人能懂”。弟弟的英文老师是个老头儿,戴一条假辫子,说自己是辜鸿铭的追随者,英文讲得,辫子也留得。邓熙文笑:“事实上是他的真辫子到底没能留住,英文也讲得不好。”
那时物价已经涨了起来,但联大的学生们每月仍只领八块钱的生活补贴,许多学生纷纷在没课时外出寻兼职。周培青看着邓熙文全身上下多得来不及补的烂袖口破膝盖,忽然心中一动,问:“你去当我弟弟的英文老师怎么样?”
邓熙文想了想,却说给她另推荐个更好的,是英语学系的卢婉致,英文讲得比他好,教学生也很有一套。周培青的心一沉,听名字是个女学生。邓熙文又说,她中学和他念一间学校,高他两届,因为战事已和家里断了联系。她的男友也是联大学生,年初投考了空军,去了美国航校培训,她一个人十分孤苦,经济又窘迫,实在不忍心不帮她一把。
周培青听他拉拉杂杂地解释了这本不必解释的许多,心里已然快活起来,热心得当场就要回家去跟父亲说。邓熙文却叫住她,从裤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不知在手心的汗和犹豫之间翻滚过多少回的票,说:“听他们说,最近这部片子不错。”
票是好莱坞的《翠堤春晓》,周培青早在上映的第一天就在南屏电影院看过了,但邓熙文肯邀请她,就算看上十次八次也行。她一路跑回家,心里像揣着一锅滚烫的水。她翻遍了整个衣柜,对着镜子比较了两个小时,还特意去做了头发,出现在电影院门口时,整个人有种夸张的郑重。
警报声响起时,荧幕上正唱到“当我们正年轻,五月风光令人迷醉,你许愿你爱我”,警报声先是和音乐声相交,渐渐就压过了歌声,人们慌乱地起身跑起来。在一片混乱中,周培青听到歌曲仍在唱“我们欢笑,我们忍泪,告别难分难离”。
这天的炸弹扔到了另一条街,周围的人们在警报过后又回去继续看,荧幕上的故事也还在演着,但周培青和邓熙文没再进去。他们沿着有断壁的路慢慢离开,周培青是因精心的打扮被弄得狼狈不堪而懊恼,完全没了看电影的心情,而邓熙文的心里有种山河破碎的悲愤。
【6】
卢婉致没当成培青弟弟的英文老师。因为周父在听了培青的建议后沉默了半晌,说:“还是算了吧,我不求宣廷的英文有多好,不过是为了以后和洋人做买卖时能说上几句。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太热情,除了英文不知还会教宣廷一些什么,还是那位老先生稳妥。”
培青去见邓熙文时很是愧疚,邓熙文说这并没有什么,他再替卢婉致找别的职务好了。培青问他:“那你呢?”
邓熙文说,他打算投考飞行员,眼前得先忙着学习和锻炼,若是真考上了,也就不必兼职了。
培青心里跳了一下,这时,她突然想起父亲那句:“那是战争,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她觉得自己是个顶自私的人,她在和邓熙文分别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去圆通寺,许了个愿——“让邓熙文考不上吧。”
但菩萨没听见她的话,邓熙文被中国航空公司录取了。他欣喜地来与她分享这个好消息,周培青在心里想,大概太自私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那天有个女生来祝贺邓熙文,就是卢婉致,她十分活泼可亲,夸周培青好看,还讲起邓熙文在学校里的事。她说:“招考那天,邓熙文做了件好玩的事,考官问他为什么要来投考,许多人都答大道理,到了邓熙文,他却说,‘为了让姑娘们畅畅快快地洗头发,让有情人和和美美地看电影’。”卢婉致说着说着笑起来。周培青没笑,她想起很久以前她随口胡诌的那个关于洗头的愿望,邓熙文还记得。
邓熙文在走之前来向周培青道别。两人并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沿着昆明的街道慢慢地走。那天的太阳很好,警报也没有响,金碧路上的南来盛咖啡馆散发着咖啡和牛角面包的香气,宝善街上的梧桐树叶在微风里轻响。周培青想,这个下午多好啊,哪里像有战争呢?
邓熙文离去后时有信来,他说如今人员紧张,他们的培训时间比从前要短,可能会更早上前线。隔了数月,训练结束,他已正式上了飞机,任副驾驶。驾驶员是个美国人,曾是“飞虎队”队员。他们飞驼峰线,负责往前线运物资。为避开日机袭击,他们所飞的路线气候复杂,也没有导航台,飞行难度很大,他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东西要向驾驶员学习。
这些周培青都不是很懂,她只知道这样的情况肯定十分危险。这时的周培青每天仍跑到圆通山锻炼。她已经能一口气跑上山顶,但每当到了山脚下,她还是会停下先进去寺里。她什么愿也不敢许,怕不小心又许了什么贪心的愿。但她想,她每天都来,总有一天菩萨会知道她心里在期盼着什么吧。
邓熙文的最后一封信写了什么?周培青记得很清楚,他跟她讲他们有一架飞机,一边的机翼被日机炸断,于是装上了另一种型号的机翼。两边的机翼不同居然还能飞,队友们每次看到它都会取笑这是一架“杂种飞机”,然而内心却十分佩服。邓熙文写:我们人也要像它那样顽强才好。
然而却并没有。
邓熙文的飞机坠落于白雪覆盖之处。那地方寒冷难行,陆地上的人很难从外界进入。
消息是卢婉致来告诉她的,她红肿着一双眼,说学校已经收到了通知,也已派人将他留下的信送到他家里。只是水陆交通都断绝了,不知送不送得到。
“留下的信”是卢婉致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遗书,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一早就抱了牺牲的决心,他们的遗书端正地放着柜子里,随时预备着有人来将它们取走。邓熙文的信有两封,一封已在送往他父母的路上,另一封在卢婉致伸过来的手中,那是给周培青的。
他给她写了十来封信,却从未提过还有这样一封。信很短:培青:如我牺牲,请好好生活,替我看看胜利之后的日子。
【7】
所以周培青拒绝和父亲一起离开。那是1946年的春天,周父决定处理掉大半产业,全家迁往国外。他说他已经猜不透以后会如何,宣廷书念得不错,不如带他出国去,做个学者,或者干脆当个寓公都好,只要平安。
周培青不肯走,她说她不愿意出国离乡。周父发了脾气,砸了花瓶,动了板子,仍是无用。他将周培青锁在房内,只等离开那日找用人架住她走就是。谁知跑了几年圆通山的周培青远非当日那个因为略胖,一动就会喊累的小姐了,她翻了窗,从后园的假山上踩着墙头逃了出去。当她从墙上跳下,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可以不走了。爹爹最要紧的事还是将弟弟带出去,当然,他也会放不下自己,款仍会汇回来,这园子本来也还留着,她就当是守宅子了。
周培青猜得没错,爹爹的款子一直汇到无法再汇回来的那一年。那一年周家的园子住进了其他人,周培青留下了其中的一间;她也在那一年进了小学,做后勤,给小孩子烧菜打饭,她对喜欢剩饭的小孩子说:“以前的学生常常吃不饱,你们还浪费。”她还学会了自己补衣服,她替那些缺人照顾住在学校的小孩补裤子时,会忍不住想,要是当时自己也会,能亲手给邓熙文补上那些破洞该有多好。
周培青的后半生历经波折,然而她总是笑眯眯的。学校里有职工说是因为周培青脑子不灵光,反应慢半拍,她也不反驳,只冲人笑笑,慢条斯理地洗完头发,坐在太阳底下。她想阳光真好,花也香,邓熙文要看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日子吧。
周培青去世是在春天,窗外的桐花开得正好,曾经吃过她做的饭、穿过她补的衣服的小孩子围在她的床前。他们现在都是大人了,是当年邓熙文牵着驴进昆明城的年龄。他们按周培青的请求替她播一首曲子:“你许愿你爱我,我们两相依偎,我们欢笑,我们忍泪,告别难分难离。当春之歌重唱,那五月清晨常回忆。”那是她和邓熙文没看完的那部《翠堤春晓》里的歌。
她看见邓熙文,他站在初春的圆通山脚下等着她。
长路西去,桐花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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