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78）他也是飞行员？（2/2）

星期天，我们几个人结伴去长沙游玩。长沙地处江南腹地，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又是文化名城，颇多名胜古迹。可惜长沙在抗日战争中阴错阳差地被自己人放火烧光了。我们那时看到的长沙还没恢复元气，城内房屋简易，市面也不大繁华，比东北的长春、哈尔滨差远了。

听当地人说，1938年底，日本人纠集了几十万大军向长沙进发。国民党军虽然拼死阻击，但蒋介石心中无底，不知道他的部队挡得住挡不住，就叫省主席张治中作好准备，万一长沙要失守时，就实行焦土政策，把长沙市烧掉，让日军吃没吃的，喝没喝的，住没住的，拖垮他，拖死他！

后来忽然传来消息，说日本军队快要打进长沙了！于是，长沙的国民党驻军乱成一团，长沙城到处起火！火光变成了命令，全城军警奋力投入放火战斗，果然超额完成任务，把长沙市烧了个一干二净。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数百万市民无家可归，日本人却没有来。气得蒋介石顿脚大骂：“娘希匹的日本人，狡猾狡猾的，设圈套让我好看……”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气得从蒋委员长骂起，一直骂到到下面的警察、放火队员。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杀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把他们作为替罪羊。

据说酆悌临刑前交待家属：：子子孙孙不要当官，弄几亩薄田，自己耕种自己吃……似乎是冤得伤透了心！

由于南方雨水多，长沙市郊的机场铺设了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水泥跑道，不像航校那样，飞的是土跑道，可以根据风向每天变换跑道的方向，使飞机的起降都是正逆风，便于操纵。而水泥跑道的方向是固定的，每次起降都要根据风向、风速修正，驾驶的难度增大。

新毕业的飞行员们感到很不习惯，部队就安排老飞行员带飞，让我们先习惯场地，熟悉周边地区的地形、地物、地标、环境，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气象特点等。

我们这个师成立不到两年，主要由两个轰炸航校的第三期学员组成，另调少数几个老轰炸师的空、地勤人员担任领导、教员和骨干。其中技术最好的是一位副团长，他是当年通化老航校培养出来的老飞行员，飞行技术在全空军都是数得着的；还有一位是技术高超的师技术检查主任，他是起义过来的，在师里，他的飞行技术也是数一数二的。

部队驻地的条件不如航校，房子只是一般的砖木结构，水泥地板。但睡的是单人床，两个机组（8个人）一间大房间，窗户上装着纱窗防蚊子（哈尔滨市的夏天蚊子少见，一航校的房间里就没装纱窗）。可是农村出身的航空员们不习惯，认为纱窗挡风，长沙的天气又奇热，他们就总是喜欢把纱窗打开来透风，苍蝇、蚊子也就飞了进来。房间里装有日光灯、电风扇，每张床上都挂了蚊帐。这些条件都比航校好。但是没有洗衣房，又要自己洗衣服了。

营区很开阔，房子与房子之间空间大，所以有不少的篮球场、排球场和体育器械操练场地，可供空、地勤人员业余时间锻炼身体，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伙食则又上了一层楼，吃的是六号灶，每日伙食标准为2元6角（新币）；听说如果以后改装飞喷气式，就吃5号灶，每日3元。又听说参战时每日伙食标准是4元5角。但据一些老飞行员讲，抗美援朝空战中，飞行员们一天要战斗起飞好多次，身心高度紧张，再好的伙食也吃不下，晚上还睡不安。

在那个物价便宜的50年代初、中期，有这么高的伙食标准，吃得自然是很好啰。一桌4个人（一个机组），因为飞行时间的先后不同，各机组的吃饭时间也有早有晚，6号灶的炊事员们就辛苦地轮流值班，整天有人照应飞行人员吃饭。早餐的牛奶随便喝（但有些农村出身的飞行人员不爱喝，说是腥气）；午、晚餐每桌有两瓶啤酒，每人有一个苹果，或者几颗水果糖，或者一块巧克力，或者一个水果罐头；夏季酸梅汤随便喝；炎夏的晚上，食堂会把自制的冰激凌送上门来，每个机组给一大盘。

这里面还出现过一个生活小故事：负责营区水管检修的一位老技工，50多岁，儿女都已自立，他是个八级技工（技工中的最高等级），收入高达每月100几十元（工资加奖金）。老头儿竟然提出来要吃空勤灶，甘愿自己掏腰包，每月出七八十元的伙食费。部队领导也挺宽容：人家有钱就让人家享受嘛，让老工人也享受享受新社会的好生活吧，也就同意了。于是，一个老百姓，一个老头儿，天天和年轻的飞行员在一起吃空勤灶。转场经过这里的兄弟部队飞行人员在我们食堂吃饭，就常常有人不解地问：“这人是谁？难道他也是飞行员？”不过吃了几个月后，老头儿又退出去了。飞行员们问他：“老师傅，怎么不吃空勤灶了？”他淡淡地说：“也没什么好吃的。”呵呵，一个挺会享受的老头儿！

那个年代是工人的黄金岁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