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79）两颗星正好（1/2）

两颗星正好

我们这批学员到空军飞行部队后，一律定为副排级。上级规定，学员在学习期间不能晋升，所以我的级别一直是从陆军带来的副排级。在航空预科和本科学习了几年，毕业后还是副排级；不少学员则是由战士直接晋升为副排级，这使我感到吃亏了，心里有点郁闷。但很快就自宽自解：我还年轻，来日方长，何必计较这一日之短长！

关于飞行人员的级别，曾有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航校早期有个学员m，本是一名陆军战士。他冲破体检的重重关卡后，飞行合格；学飞行时，又经历层层淘汰关。他奋勇拼搏，苦学巧学，终于学出来了；毕业后分配到空军飞行部队，成为一名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员。他十分高兴，觉得自己通过艰苦奋斗，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谁知发军装时，发给他的仍然是战士服，因为他的级别还是战士。m想不通：我是从千万人中挑选出来的飞行学员，我经过航空学校严格的飞行学习与训练，已经能独立驾驶喷气式飞机了，我可以参加空战了，怎么还是个战士？一气之下，他抱起战士服就往大队政委房间里跑，对着大队政委把战士服往地下一丢，委屈地喊道：“这个衣服，我不穿！”

m的过激行为自然是受到了批评，但大队领导还是把他的意见、要求及时向上反映；层层上报，一直反映到军委空军。空军领导研究了这一涉及到全空军飞行人员级别、待遇的大问题，并参照了苏联空军的军衔授予情况。苏联空军是在航校学员毕业时就授予中尉军衔（相当于我军的副连级），优秀学员还要再提高一级，授予上尉军衔（相当于我军的正连级）。于是决定，所有飞行学员毕业后都定为排级（中国人做事稳当，喜欢留有余地）。等我们毕业时，已有正、副之分，就都定为副排级。但是不久，飞行员、领航员都晋升为正排级，通讯员、射击员则仍是副排级。于是，我这个副排级一副就副了7年，直到转业前夕才提为正排。

对飞行员m的这种过激行为，我们该怎么看？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与这事儿有点关连的故事：

法国总统、著名的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生前留下一份密封的遗嘱。他逝世后，人们拆看他的遗嘱：

“……将我的遗体运回我家，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碑文是：夏尔?戴高乐（1890——）。别的什么都不要。仪式务必极其简单。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两院各单位和行政、司法机构参加……不要音乐、不要军乐队、不要吹吹打打……不要发表讲话……不唸悼词……我希望在安静的气氛中把我的遗体送到我的墓地。我事先声明，拒绝接受法国或外国的勋章、晋升、称号和表彰。无论授予我什么，都是违背我的遗愿的……”

于是，人们按照戴高乐的遗嘱，墓地修得非常简朴：科隆贝教堂旁边小小的坟地边角上，覆盖着一块高出地面不到一英尺的长方形墓石，后面竖着一个十字架。墓石不是大理石的，不是汉白玉的，只是一块普通的白色石头；没有任何雕饰，也没加任何头衔，只刻上简单的一行字：

夏尔?戴高乐1890——1970

可是人民不会忘记他，下葬那天，4万多人从法国各地赶来送葬；巴黎50多万人冒雨伫立在凯旋门前致哀；时任总统蓬皮杜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沉痛地向全世界宣告：“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6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从世界各地赶来致哀……

可以盖棺论定：戴高乐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伟人！

且慢，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另一个样子的戴高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法国陆军总司令贝当元帅想写一部战争回忆录《战士》，写他亲自指挥的凡尔登战役——就是这一战役成为法国（协约国）胜利、德国（同盟国）失败的分水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写凡尔登战役，当然很有意义，出版社非常欢迎，翘首以待。

可是元帅提起笔来有千斤重，远没有挥动指挥刀那么得心应手；于是他就找到他的老部下、年轻的上尉戴高乐来执笔——戴高乐的文笔是十分出色的，元帅非常欣赏。

谁知戴高乐提出了一个条件：“书成之后，我的名字要出现在书上。”贝当当即随口答应道：“在‘序言’里写上你的名字。”

两年后，书写成了，要出版了。这天，贝当带着戴高乐到高等军事学院去讲课。贝当亲自上台向听众介绍戴高乐，要大家认真听课。听众都是些什么人？将军、上校、教授……谁看得起这么一个年轻的上尉？可是没办法，元帅坐在台上压阵，只好老老实实地听一个嘴上没毛的小上尉坐在台上“胡说八道”。

课后，贝当问戴高乐：“感觉如何？”

戴高乐：“很好，我充分阐发了我的观点和追求。”

贝当：“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让你登上高等军事学院的讲坛。”言下之意，这是他一手促成的。

“真理总是要登上讲坛的。”戴高乐当仁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