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52）“坦白交代，免予处分”（1/2）

“坦白交代，免予处分”

虽然全国的“三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航空预校却迎来了一次“三反运动”的高潮。由于学员们是从全国各支部队选拔出来的，而“三反运动”在各支部队开展的时间先后不一，所以许多学员在原部队没经过“三反运动”，或者是只经历过前一个阶段（我就是如此），校党委就决定在全体学员中进行运动“补课”。

学员中的“三反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校首长作动员大报告，中队领导亲自抓。先是学习文件，然后联系实际，各人自我检查，坦白交代问题。但难度不小：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支部队，谁也不了解谁，你知道他在原部队有没有贪污？

奇怪的是，仅仅几天功夫，一只只“大老虎”就给揪了出来。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也被当成一只不大不小的“老虎”被勒令在班里坦白交代。

在此之前，各班奉中队之命，来了个个人财物清查：各人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登记入册，然后把登记册上交给中队部。没想到我的财物价值竟然居全班之首：一支“金星”牌钢笔，那时值9万余元（合新币9元余），现金20余万元（合新币20余元。那时物价便宜，大概抵得现在的五六百元）。班里的同志一个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们一定在心里说：副班长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的钱？还有“金星”钢笔！当兵的怎么用得起这么高级的钢笔？

第二天，班里开会，三反学习小组长（班里的一个学员，中队领导估计他最干净，就指定他当三反学习小组长）点名要我作检查，检查自己的贪污行为，坦白交代自己贪污了多少钱物；并向我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他的态度不凶，班里同志的态度也比较和缓。我站着交代问题时，习惯性地两手撑着桌子，在旁人看来，有点像作报告的样子（我是不自觉的）。三反学习小组长也只是把我的手轻轻拿下来，说了一声：“站好。”仅此而已。为此，我估计，中队领导可能只是把我列入一般怀疑对象，不是重点。

我向班里同志如实交代了我的经济状况：“我当副排级干部两年了，每月津贴费是2万8千元，两年就是67万元。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鞋袜，只买些牙膏、牙刷、肥皂，有时和科里同志打平伙吃点夜宵，除此之外，就不用什么钱。‘金星’钢笔是分区后勤部去上海采购时，他们到司令部来问：‘谁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方便大家，代为采购。’我就请他们在上海买了一支‘金星’钢笔，花了9万6千元，那是我从每个月的津贴费中省下来的钱；因为我一直想要一支‘金星’钢笔，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当时科里同志还说：‘买这么贵的金笔干什么？’我说：‘我喜欢。’我在陆军里一直是搞机要工作，只和纸张、铅笔、钢笔打交道，和钱、物根本不沾边，不信可以写信或去人到我的原部队去调查。我在原部队也已经历过一段‘三反运动’，我们全机要科没有一个人有严重问题……”

我这一番话说得有根有据，理由十足，大家听了默默无言。“三反”小组长就把目标转向另一个学员马军。马军是广东人，原是广东的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里的一名班长。他的军龄是从1947年算起的，也算是个老兵了。怀疑他的理由是说他们打了几年的土豪，接触财物的机会多，有可能贪污。马军这个人口才不大好，广东人硬操普通话有点词不达意，叫人盘问得急了，就回答得颠三倒四、前后矛盾，引起了学员们的怀疑。

全中队揪出了几只“大老虎”。所谓“大老虎”，都是些老警卫员，或者是在后勤、财务等部门干过的老同志。这几只“大老虎”被集中关在一个房间里，由各班轮流派人日夜看守。当轮到我们班看守时，有两个人没有资格去当看守，一个是马军，一个便是我。我心里有点不安，就自己安慰自己：我又没贪污，经得起检查，怕什么！不让当看守就拉倒，还能多睡点觉，更好。尽管作了这样的阿q式的自我安慰，心中仍然忐忑不安，觉得组织不信任我了，低人一等了；班里同志也疏远了我们两人，没人跟我俩说话了。我就主动把贵州镇远分区的地址抄给“三反”小组长，请他交给组织上，请组织上写信或者派人去调查。此后我就苦苦地等待着组织的调查结论。马军则常常跌足叹气：“唉，我真不该来空军！”东北早早地下雪了，马军在广东过惯了温暖的气候，十分怕冷，他又跌足叹气：“唉，我真不该来空军！”——这句话便成了他的口头禅，像祥林嫂似的，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说：“唉，我真不该来空军！”

班长则很幸运，他在部队里经过了“三反运动”的全过程，档案里写了结论。要不然，他的“老兵”、“连级干部”这两条，在我们这个尽是些“小鱼”、“小虾”的学员中队里，肯定是条“大鱼”，或者叫“大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