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 （12）“戴狗皮帽子的是洋八路……”（2/2）

部队要入关了，一些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谣言蜂起，说什么“南方热呀，东北人去了，根本受不了：生鸡蛋埋在土里，能烧熟；烤烧饼不用炉子，贴墙上就行；蚊子大得像小鸡儿，三个蚊子能炒一盘……”入关后，渡过长江，来到南方，虽然没有谣传说的那么“邪乎”，但确实有一个艰苦的适应过程。雨多，天热，潮湿，蚊虫叮咬，造成部队里疟疾流行，有的连队病倒了三分之一；几乎人人“烂裆”，即大腿两侧溃烂，行军时痛苦不堪。连军马都不适应，日渐瘦弱，有的病死，有的在窄狭的山路上滑下山崖摔死。吃的也不习惯，他们宁愿吃东北的粗粮——高粱米，也不爱吃南方的细粮——籼米，有的人吃进去的是米饭，拉出来的还是米饭，胃肠不习惯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医药治疗，加强后勤供应，做好思想工作，现已逐渐适应了。

四野入关时戴的是狗皮军帽，入关后和关内蒋军一交火，把关内蒋军吓了一大跳：这是穷八路吗？冲锋枪、轻重机枪、大小炮一起开火，火力猛得吓人！这些戴狗皮帽子的莫非是在苏联受过训的“洋八路”？于是，在关内的国民党军中广为流传：“戴狗皮帽子的是‘洋八路’，谁挡他们谁死！”四野中一些调皮战士就在行进中把狗皮帽子挂在枪口上高高举起，国民党军远远看见狗皮帽子就望风而逃！

四野同志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这里面还有点小故事：

二野、三野渡江后，在江南会师。虽然二野的领导刘伯承、***和三野的领导陈毅、粟裕是关系极好的老战友，下面的干部、战士却由于不同地区的不同习惯、不同文化的差异，闹过一些矛盾。二野以前叫晋冀鲁豫野战军，是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处的一些贫困地区成长壮大起来的军队，部队的行为方式也以适应这些贫困地区的军民习惯为准。譬如说，二野的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原因据说是子弹碰上头发会爆炸，负伤后头发又会影响伤口的包扎和清洗，平时也不方便清洁卫生。对这个规定，干部、战士都能执行，上上下下一律剃光头。可是后来打下了城市，有些城里参军的小青年却舍不得剃掉漂亮的西装头，捂着军帽不肯剃。基层干部就下命令：“不管你羊头（谐音，当时民间管西装头叫“洋头”）狗头，一律给我剃成光头！”有的全连没有钟表，站岗、换哨要点香计时。有的战士缴获到钢笔，拿来学写字，嫌笔划细，不好看，就将笔尖放在石头上磨。有的战士进城后，看见烫头发的妇女就说是妓女；看见一男一女手挽着手走路就认为是流氓。有的战士叫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地主崽子”；知识分子不服，说自己是城市贫民。战士们不相信：有钱读中学的，还能不是地主？有的战士没见过电，进城看见电灯，拿自卷的烟凑到电灯泡上去点烟，点不着还奇怪地问：“城里的灯咋点不着烟？”因为不识电还出现过一些事故：有个战士背着枪，枪上的刺刀碰着裸电线，触电身亡；有的战士解小便，小便撒在裸电线上，电流顺着尿传上来，触电身亡（刚解放时，百废待兴，有人无序地胡乱架设电线；有的电线杆子倒了，带电的电线就拖在地上）。所以干部要认真交待那些偏远山村来的战士，要学会识电、用电，见新奇东西不要随便用手去摸，坐车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有人曾在会车时伤了头和手）。

而三野的战士大多是苏北、胶东一带人，还有一些浙江、苏南人（新四军的老底子），更有一些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奔赴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东部沿海、鱼米之乡，文化程度较高，生活习俗也是南北有别。他们留西装头，三七分，五五分，讲究发型。有些人还戴手表、穿皮鞋。二野、三野两军会师后，由于地域不同、习俗不同，产生碰撞（旧中国由于交通不便，地域之间交流很少，有些闭塞地区的人甚至一生就在一地，不出省，不出县，甚至不出乡，没见过火车、汽车）。譬如，二野的有些战士进城后，处处看着新奇，不免东张西望；三野的个别战士就忍不住要嘲笑几句。二野的战士也看不惯三野的战士：羊头（洋头）狗颈的，还戴手表，像个汉奸、伪军。分明是地主老财的儿子，还敢来讥笑我们贫雇农子弟！于是，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发生冲突，影响了团结。

为此，二野、三野的领导都向中央作了检讨，并各自严格教育部属：什么南方北方，什么城里乡下，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革命同志。谁要是再敢闹不团结，狠狠批评，重重处分！

接受上一次会师的经验教训，因为二野进军大西南要经过四野的防区，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就都给下面打招呼，层层传达贯彻：要讲团结，讲友谊，开展互助。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优点，多摆对方的功劳……所以四野的战士跟我们聊天时，居然还知道什么“二野老大哥千里跃进大别山，给我们创造了歼敌的条件……”于是，我们互相赞扬对方功劳大、贡献大，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