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禩4（2/2）

诸母妃的看法

雍正帝说：“迄今三年来，诸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问起居，伊等居府中，一切皆诸王主持，此必允禩从中阻挠，诸王亦遂观望不前耳。”这些未亡人是康熙帝妃嫔中资格最老者，对于自幼看视长大的诸皇子，了解甚深，又因在宫中生活近一生，对宫规礼节知之最详，因而未曾派人向雍正帝请安，绝非疏忽所致。

易中天《品人录》

实际上，允禩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禩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禩，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雍正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禩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禩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禩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闲人物。

禩各方面的情况足以表明，他绝非是一“柔懦”、“软善”“易于挟制”之人，而是颇有领导才力，善于博取众心。事实上，允禩也有极残忍的一面。他不遵皇父“诫酒之训”，在家常常酗酒，“醉后要乱打人”，曾将同其乳公、乳母结怨的御史永（雍）泰痛打[注：《文献丛编》第3辑，《允祀允礻唐案?秦道然口供》，另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一年十月癸卯]。雍正三年（1725年），护军九十六因“不遵伊之指使”而被“立毙杖下”，王府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允祀）痛加{上竹下垂}楚，推入冰内，几致殒命。”如此凶悍之态，与其平日的作风举止，大相径庭，真实地反映出允禩本性中的另一面。同时，也表明他在大多数场合下，具有较强的克制力，比较冷静，能够将性格与伤风中的暇疵与弱点，尽可能地藏而不露。

允禩的待人处事作风，具有灵活周全，不拘泥于规制与名分的实用色彩。这种非正统性，是他不同于其他皇子的另一突出特点，也是他在众臣中很有人缘，受到拥护的原因之一。

胤禛继位后所定允祀的部分罪状未免有夸大处，但无不体现了允禩在办理政务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方针，即改革以往治理帝丧时縻费钱粮过多，兴师动众，礼仪过繁的做法，尽量节约钱粮，就简务实。这些改易旧制，讲求实效的举措，透露出允禩思想中对于部分儒家礼法的蔑视，同时也必然加重其已有的罪责。它显然了一种革新精神，以及不为自身计的勇气与魄力。然而允禩建议的上述节约措施，被认为是“不忠不敬”之举，雍正帝一概拒绝采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况出允禩与胤禛两人的政策分歧，尤其是对于封建礼法所抱的不同态度。

据允禩的老师何焯家人说，一次允禩正在与老师谈话，“福晋从门外望见，就大笑起来，笑声闻之于外”，而允禩见此，并未生气。足见，允禩虽然从小在康熙帝的严格督教下，学习儒家经典，但对于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接受，还只是停留在表层，他本人及其福晋的部分言行，仍不自觉地表现出满族传统习尚。康熙帝曾批量斥允禩“素受制于妻”，这并不排除后者想通过福晋笼络妻家戚属，以扩充其影响与实力。不过，允祀对嫡福晋“不守妇道”之举熟视无睹，并不怪罪，是否也反映也他与儒家正统伦理观念有所相悖的处事态度，以及不务虚名的作风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