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106）弟妹呢？（1/2）

弟妹呢？

在我探家的那几天，到我家来看望的，不但有本村的人，还有外村的一些朋友、熟人。他们过来坐坐、谈谈，顺便抽一支他们认为的好烟，吃一点他们认为的好糖果、好饼干。

当大家谈到现在农村一片兴旺，比解放前强多了时，他们都表示同意。但他们中有些人有这么一种看法：土改后搞互助组时形势最好，大家的生产热情最高，田里的好收成使农民们一年就大翻身，过上了好日子。那几年过年时，家家杀猪、打麻糍，日子过得红火！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差些：吹哨子出工，到了田里，大家窝在一起说说笑笑，边说边干；舒服倒是舒服，快活嘛也很快活，就是活儿做得少了，活儿干得粗了。人哄地皮，地就哄肚皮，日子没土改后那几年好了。

对他们的说法，我不敢认同，因为我在部队里受的教育，在报纸上看到的通讯、报道、文章，都是说：高级社比初级社优越，初级社比互助组优越，互助组比单干优越。但我没有和他们争论，听听就是了；因为我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

母亲还告诉我一件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是生产大队的干部告诉她的。我们部队派人来调查我的家庭、历史状况（我知道，那是部队例行的一项工作：审干。对飞行人员的审查当然要更加严格）。大队干部如实地向来人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我本人的历史。来人听了后，说：“你们所谈的和童心向组织上交代的是一致的。”母亲说：“我听了，这才放心。”这要感谢陆军里的“民主运动”，也要感谢戈雨全的检举揭发，促使我将家庭情况“竹筒倒豆子”般的全部交代了个清清楚楚，免去了日后的许多麻烦。

在我的探亲假中，夹着一个旧历新年。正月初，一些亲戚、朋友来我家拜年。他们是听说我回来了，就借拜年的机会来见见面，听我讲讲外面的新闻。亲上的亲、戚上的戚都来了，所以人数不少，一批一批的，川流不息。

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都是带着拜年的礼品来的。我们家乡有这么一首调侃性的民谣：“拜年拜年，包包向前；掉了包包，拜个屁年。”所谓的“包包”，就是指拜年时带的礼品。这种礼品也是程式化的，四样东西：两斤猪肉，两个糖饼，一封云片糕，两斤荸荠。主家可以把荸荠收下，其它三样要退回（家有60岁以上的老人则可以把糖饼收下）。母亲便把三样退回，留下荸荠（送来的荸荠太多了，吃不掉，就分送给邻居们）。她还加了点敬意，对来拜年的人，每户给3元钱，说是：“童心给你们的孩子们，让他们买点东西吃。”那个时候3元钱是个什么概念？猪肉5角4分钱一斤，3元钱可买5斤半猪肉。她还接济一些穷亲戚。譬如，我有位堂婶，她的儿子在县城念高中，开销比较大；她就找到我母亲，希望“童心哥哥”（用她儿子的口气）能支援一些。母亲一次就给了她50元。

我一共给了母亲300元钱，我看她这样用下去，岂不要用光？就劝她：“节省点吧，留点钱给你自己慢慢用。”她说：“我的缝纫收入，就够我吃、穿、用了。钱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吃、够穿就行。你要懂得：‘钱聚则人散，人聚则钱散’这个道理。我就是喜欢‘人聚’，不喜欢‘钱聚’。”

她又给我做了一床8斤重的被子，说是用当地新移植的新疆长纤维棉花做的棉絮，特松软，特暖和；还陪我到抚州市给我买了一只大皮箱。妹妹也拿出100元钱给妈妈，让她给我买东西。临离家时，她又给我在皮箱里放了好多好多吃的东西：花生、糖豆子、灌心糖、芝麻糖、米花糖……

我说：“太多了，我哪吃得了这么多！”

她说：“带去给你的同僚们吃，也让他们尝尝我们乡下的土产。”

我说：“妈妈你还是老思想，还叫什么‘同僚’啊！”

妈妈笑了：“是的，我老了，老习惯不容易改。应该叫同志，是吧？”

我说：“妈妈，你不老，你还年轻呢！”那年她46岁，的确还不老。

妈妈笑着说：“你都长得这么高大了，妈妈能不老吗？生生叫你给顶老的！”

母子俩这些天来，就总是这样的开开玩笑、逗逗嘴玩儿；说过来说过去的，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