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68）张指导员，您在哪里？（1/2）

张指导员，您在哪里？

张指导员还在工作上培养我，大胆放手让我干。譬如，叫我给全中队学员上“队列条令”课。全中队一百几十名学员中，有许多老资格的班排干部，还有个别的连级干部，有很多党员；我，一个17岁的副排级干部，一个团员，有什么资格站到讲台上去给他们上课？可是，“无知者无畏”，我居然敢走上讲台。值星员按照规定，整好队伍，规规矩矩地向我敬礼、报告到会人数。我讲了些什么呢？我有多少实践经验可讲？现在回想起来，无非是对条令作一些字面上的解释而已。但听课者都严肃、认真地听着，没有满不在乎的，没有嬉笑的，没有捣乱的。可见当时部队组织纪律的严格。

领导的重用和自己的上进心使我在虚岁18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班长是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指导员是党支部书记，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班长，请他转交给指导员。

申请书交上去后，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平日里，我和指导员接触不少，和班长接触更多，但他们都像没看见过那份申请书似的，不闻不问。这使我心中惆怅。我等着，企盼着，盼望着党组织找我谈话，指出我的不足之处，让我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有一条求进步之路。可是，没有，没人找我谈话。然而，工作、学习照常，指导员、班长对我依然爱护有加；班里同志对我的工作依然很支持，也都能服从我这个小副班长的领导。唯有党的这扇大门，对我似乎并没关闭，却也没敞开，就这么虚掩着，看得到，摸不着，进不去。

现在回想起来，是我自己政治上不敏感、不成熟。其实早有先例：我在镇远军分区时，作战科有位侦察参谋，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人长得高大硬朗，一表人才，钢笔字写得很漂亮，是个正营级干部，是司令部所有参谋中级别最高的。作战科的其他参谋都在大办公室里集体办公，只有他和科长一样，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常有侦察连的干部进出他的办公室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常常穿着便衣外出执行任务，是个深受领导器重的干部。他和司令部那些科股长们也是平起平坐的，常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和我们机要科的赵科长也是好朋友，常在一起倾心交谈。我们这些小青年自然都把他看成是司令部里的中层骨干。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他居然不是党员！这使我非常惊讶。究其原因，原来他是抗战末期从伪军中起义过来的伪军军官。经过整整一个解放战争的考验，早已证明了他的忠诚，他和司令部的同志们也已结成了相互信得过的战友关系，上级领导对他也信任无疑；但那段历史上的污点却使他不能入党。我那时候自己给自己撇清关系，认为他是个人历史问题，我个人历史没有问题，只是家庭问题，和他没有可比性，所以敢在18虚岁时就向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

我的莽撞行为使指导员和班长都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喜爱我，支持我，重用我，我们之间工作配合默契，私人感情也很好；但翻开我的档案一看，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亲，是不可能入党的（后来听说那时中央下过一个内部通知，入党条件在出身、成份、历史上收紧了口子，比战争时期更严了）。但他们从工作需要出发，也碍于情面，不好和我挑明来说。说什么呢？说你可以努力争取？那是说瞎话，忽悠人，他们不肯玩欺骗的、“忽悠”一段算一段的那一套；说你先天不足，不可能入党？他们又不忍心，不愿看到我垂头丧气、情绪低落，他们希望我能继续生龙活虎般地学习、工作。他们都是好人，又都是老实人；他们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要坚守党的原则，又希望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十分重视友情。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装聋作哑，回避这个难题。

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年少不更事，是我不识行情，是我为难了他们。现在我对他们仍然心存感激：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善良的战友啊！

1953年3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传来了一个天大的噩耗：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了！

军营里一片震惊！我在照片上、电影里多次看见过斯大林：身穿笔挺的元帅服，是那么的威严，那么的健康！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不会死的，是永远不会倒下去的。然而，他竟然突然逝世！于是，军内、军外，到处举行追悼会。

哈尔滨市的追悼大会是按照莫斯科时间同步举行的，通知我们也去参加。大会的气氛悲痛、庄严、肃穆，我们这些年轻的军人自然也是从内心感到悲痛，为世界革命事业失去了伟大的领袖而惋惜不已，还有一种孤儿般的失落感。于是，在几个人的闲谈中，便自然而然地涉及到这一严肃的话题，但又是在非正式场合无拘无束地闲谈：

“斯大林同志逝世了，太可惜了！”

“谁还能来领导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呢？”

“像斯大林这样的天才领袖还会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