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45）不是冤家不碰头（1/2）

（45）不是冤家不碰头

这一节，我要一笔跳到30年后。

30年过去，我已是年近半百的地方干部，早已弃武从文，在一个地区担任文协副主席、刊物副主编。因得了阑尾炎，被急送医院开刀；又因医院床位紧张，各个病房里已经住满了病人，医院便在走廊里给我加了张病床。

第二天，在我旁边又加了一张病床，病人是一家工厂的青年车间主任。他因车间失火，为救车间里的工人兄弟而被烧伤。这位小兄弟是救人立了功的，所以工人弟兄们很感激他，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后来他的父亲也来了。他问了问儿子的伤情后，就留下来陪床。老头儿呆烦了，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走到我的床边时，他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我的床头牌：咦，童心？这不是我的老同学吗？再看看病床上的人：不大像呀，脸儿圆圆的小伙子怎么变成了一个三角脸的瘦老头儿？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又觉得眉眼有点像；但不敢贸然相认，就弯下身子来试探地问：“先生，您叫童心？”我回答：“是呀。”“您在贵州镇远分区呆过？”“你怎么知道？”“我是戈雨全呀！”他兴奋地说。啊，是戈雨全！就这样，30年后，我们又相逢了，“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过去的事儿在我的心里还有点疙瘩，我对他并不怎么热情，但态度也还过得去，没让人家难堪；可是他却非常热情，盛情地邀我出院后去他家玩，后来还叫他儿子跟我学习写作。盛情难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再说，那个年代是“政治第一”的年代，因为政治，夫妻分手、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事儿比比皆是，何况同学呢？他那样做，在当时也是一种革命行动，也没什么错。其实我也有错，我交代的家庭情况确实是有所保留嘛，也不能全怪人家。这么一想，心里也就平和了。因为是住在同城，相隔不远，两家就常有往来。

从交谈中我了解到，这30年来，他走得也不大顺，前不久转业时才只是个营级干部（在部队里干了30多年啊！），转业在一家小工厂里当厂长。他娶了个比他小好几岁的贵州女子（是个爽朗的女子，她用毫无顾忌的口气对我说：“老戈瞒了年纪啊，婚后跟他去他老家探亲才知道。”戈雨全就在一旁“嘿嘿”地笑，家庭的气氛挺和谐的），现已是儿女成群。他也老了，人却整整胖了一圈，变得慈眉善目、福气坨坨（他说我：过去多好看的小伙子，圆圆的脸，现在瘦了一圈）。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至今未能入党表示惊异：“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党员？”他鼓励我赶快写申请，争取入党。我苦笑着摇摇头：“家庭成份不好，不作此幻想。”他极力劝说：“你错了，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党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像你这样的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完全可以入党。我曾经借用到地委审干办工作，对党的现行政策，我比你清楚。不要犹豫了，我知道，入党，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心愿、一辈子的追求，你千万不能放弃啊！”

他还给我讲了一些他在审干中遇到的事情：一位老八路出身的县高官，“文革”前在跟人闲谈时说：“现在入党手续繁多，我入党时就没办什么手续。打鬼子时，我在区中队当战士，因为作战勇敢，区高官就在战场上宣布：你是党员了！我就这样入了党。”“文革”中，他被人抓住这句话，打成“假党员”，挨批挨斗。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干部政策，他的“假党员”问题因为没有人证、物证，还是得不到落实，就被“挂”了起来，长期没分配工作。戈雨全接到这个案子后，奔赴北方，在其老家寻找人证、物证。事隔40多年了，人事变迁，沧海桑田，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问谁谁不知道，问谁谁摇头。访问他过去的老战友（根据他提供的名字），也大都不在人世了；有几个在世的，有的糊涂了，没糊涂的也提不出什么可靠的证据。戈雨全很负责，继续不辞劳苦地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位卧床不起的老人——当年的那位区高官。但当问起他当年在战场上宣布xxx为党员之事时，他的回答令人失望：“不记得了。”“那么，xxx这个人，你记得吗？”“也不记得了。”连人都忘记了，还能记得这个人的事儿吗？戈雨全又失望了。突然峰回路转，老人想起了一条线索：“我有记笔记的习惯，坚持了许多年。那些笔记本都还在，在那个大木箱里。”他指指上面的阁楼，“你上去翻翻看，也许能找到点线索。”戈雨全就爬上阁楼，从布满蛛网的阁楼上搬下那只年代久远的大木箱，按年代找到了那本尘封了40多年的笔记本；再一页一页地仔细翻查，终于从中找到了这么一行钢笔字：“xxx同志作战勇敢，批准入党……”不容易呀，真是沙里淘金、大海捞针！就因为找到了这一行字，挽救了那位县高官的政治生命，使他得到解放，恢复了工作。后来他升任地委副记、省委部长，继续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在这件事上，戈雨全功不可没。我也从这件事上看出，戈雨全已不是过去的戈雨全了，他已成长为一个有经验、有担当、负责任、敢于实事求是的老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