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40）给两个小排级干部配备了一个通信员（2/2）

谁知后来竟然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一上车，一闻到废气味儿，就恶心，就呕吐。这一生理现象顽固地持续着，后来曾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

野战团团部驻扎在黄平县城里。这座县城在贵州算是比较大的，有一条还像样的街，汉族、苗族杂居。苗民们都会说汉话（贵州方言），只是服装不同，风俗习惯有异。

县城里只驻有团部和一个警通连，主力都到下乡剿匪去了。这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老部队，打过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无数次，久经战火考验，战功卓著。对我们的到来，团领导很重视，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还给我们配了个小通信员，理由是为我们送电报；其实是来照顾我们的生活。电台离我们不远，团首长和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何需设专人送电报？团里对我们这个分区的派出组太客气了！团里除了一号——八号首长各有一个警卫员（兼通信员的活儿）外，团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各设一个通信员，再就是我们机要组有个通信员，这在团里自然是显得很特殊的。

小通信员忠于职守，打开水、扫地、送电报……对我们像对首长一样照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团部的条件比分区要差些，食堂是露天的，就在厨房旁边的土场子上吃饭。拿脸盆装菜，各部门都是围着菜盆蹲在地上吃。遇到雨天就各自找避雨处：厨房里，屋檐下……随遇而安。

第一餐饭，小通信员领我们来到厨房。他把菜盆子伸过去，说了一声：“机要组，三个人。”打好菜，我们三人就蹲在地上吃饭。饭是用大木甑装着，摆在场地中央，随便盛，管饱。机要组长吃完饭后，把碗筷放在地上等我。我吃完饭，站起来要去洗碗时，机要组长拦住我，要我把碗筷放在地上。我不解：这是干什么？小通信员很机灵，马上说：“你们走吧，我来洗。”机要组长拉起我就走。这使我更加不好意思，心里忐忑不安。我对机要组长说：“让通信员洗碗，不大好吧？”他很肯定地说：“没关系，派他来就是来照顾我们的，这是我们机要工作的特殊性。”

此后就每餐吃完饭，放下碗筷就走，让通信员洗碗。对这个举动，我觉得实在难堪。但机要组长是我的领导，又是老机要员，党员，年纪比我大，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我不好跟他对着干，只得迁就他，跟着他跑。

团部有两个食堂，一个是中灶食堂，团里的一号——八号首长在那里用餐；一个是大灶食堂，除团首长外，各股、处、室的干部、战士都在大灶食堂用餐，从营级干部到战士，都吃一样的伙食。人家营、连级干部都没有通信员服侍，都是自己洗碗，我们两个小排级干部，又那么年轻，摆什么谱？我估计，那些天背后贬我们的人一定不少，只是我们听不到罢了。其实机要组长人还是蛮好的，工作负责，直爽，热情，对我也不错。他是北方人，在老区长大，大概从小看见过根据地首长的派头，心里羡慕；现在有了点条件了，也就摆上一摆，过过瘾。这却苦了我，弄得我每餐吃饭时低着头，不敢看人。

小通信员很怕机要组长，在他面前规规矩矩；机要组长不在时，他就敢跟我捣蛋，说我是小资产阶级。那年头不像现在，什么“小资生活”、“小资情调”，似乎还挺时髦；那时候说你是“小资产阶级”，那是带贬意的，其含义是：“情调不健康”、“改造对象”……

在我们东侧住的是一位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团长，在野战团里当副团长。这个人个子不高，样子文弱，待人和气，像个白面书生。其实他的军事素养不错，团里分工他指导部队的训练工作。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看见我们时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却从来不进我们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是工作室兼卧室）。有一次，他的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独自一人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我们房间，他爱人发现了，就站在房门口反复拍手召唤她出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看来是她的丈夫给她打过招呼。其他首长就无所谓了，进来就是。按机要工作的规定，首长只能看电报，不能接触密码，所以也不能进机要室。但这个规定没人敢执行：首长进来了，你敢叫他出去？在分区，赵科长都没执行这个规定，我们在团里自然也就照分区的样子办。团首长经常会进来坐坐谈谈，谈工作上的事，也扯扯闲话，甚至好奇地问及电台如何收发电报等等。我们也只好敷衍地回答。我们收到电报，也只给其他几位首长看，不送给那位起义的副团长。只有别的首长说：“这份电报也给x副团长看看。”我们才会送过去。

后来，团副政委交给我一份电报稿，要我发给分区，大意是说，x副团长在我们团里，影响对xxx（团参谋长）的任用，建议将x副团长调离，另行分配工作。不久，x副团长调到分区当副科长去了，参谋长马上被提拔起来当副团长兼参谋长。那时候领导班子的名额控制得很严，不像现在，可以搞一正几副，甚至一正十几副，可以搞照顾性安排。（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