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31）昨天还是土匪，今天就是农会主席、民兵队长（2/2）

站在路边欢送时，我看到该师的装备并不强，步枪居多，冲锋枪、机枪较少，炮也不多。这支部队原属一野，一野活动的区域是大西北，条件比我们二野还要艰苦。但他们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强，在贵州剿匪时打得很好；可是用这样的装备去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较量，能行吗？我有点担心。后来又想到，也许会改装后再入朝吧，听说我们向苏联买了不少苏式武器。

接受这次教训：不能固守城池，要主动出击，寻找土匪主力，抓住他们，围歼他们，捣毁他们的巢穴。军分区派出部队，分头出击。组成前线指挥所，二号和四号首长带一部电台、一个武装班，亲临前线指挥。我被派到前线指挥所任译电员。

二号首长（曾宪辉）是镇远军分区第二司令员。他原是镇远军分区司令员，和野战师合并后，改任第二司令员。因为一号兼政委，大家就叫他二号。二号是江西赣南人，很老的资格，早年就跟着***闹革命，离家乡十几年了，还是说一口赣南方言，连我这个江西东部人听起来都感到有点吃力，别说那些北方人了。听他的报告，大家凭着组织纪律性坐在下面安安静静地听，其实听不进去多少。但他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凭着他的老资格、为人正派、处事冷静、遇变不惊、团结同志、爱护下级等等，大家都佩服他，服从他的领导。

司令部一位姓靳的报务主任讲过二号的一个生活小故事（有意思的是，60多年后会在网上遇到靳主任的女儿，得知靳主任伉俪健在，生活幸福。他女儿亲切地管我叫叔叔。）：二号的爱人是河南人，比他年轻得多，人长得也蛮不错。二号进军贵州组建军分区时，他爱人留在河南工作，后来才调来贵州。那天，他爱人从河南远道而来，有人去向二号报告：“首长，您爱人来了。”二号正在看文件、处理公务，他像没听见似的，头也不抬，继续处理公务。直到事情办完了，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慢悠悠地向宿舍走去。报务主任对他的评价是：“二号首长的涵养深着呢！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把他炼得炉火纯青了。”现代人对他的评价可能会说他“不近人情”，甚至会说他是“作秀”。在那个年代，人们却是钦佩那种不苟儿女私情、一心干革命的人。

四号首长（段思英）比二号年轻些，资历也不浅，是陕北红军，有文化（具体是什么学校毕业，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喜欢看书学习，到前线指挥所去指挥作战还带去不少的书刊），处理问题冷静、细致。不久，他就离开了镇远军分区，升任邻近的铜仁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我们来到一个小镇。所谓“镇”，就是公路两旁有几家小店，几十户人家，这在我们江西只能算是个小村庄。这个镇是区政府所在地，我们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区政府里。区政府在镇旁的一座山的山腰上，沿石级而上，转一个弯，再沿石级而上，才是区政府的两层楼楼房。楼房呈凹形，楼上的厅堂放置电台，住进报务员和摇机班（电台在无电地区工作，需要自带手摇发电机发电，所以要设揺机班，其任务是在报务员的指挥下时摇时停地摇机发电）；楼上东側两间厢房，一间二号住，一间四号住；楼上西侧两间厢房，一间我住，一间二号和四号的两个警卫员住。楼下正中无房，是座石山；两侧有厢房，东侧堆杂物；西侧两间房，一大一小，大房打地铺，住警卫连的一个班；小房住区长和一名工作员——他俩就是区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各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各人的工作场所，二号、四号首长也不例外。区政府门前东側修了个大碉堡。

区里的工作员告诉我：“我们本来天天住在碉堡里。你们来了，我们敢住到房间里了。”工作员是个小青年，也是江西老俵，江西解放后他在江西参加了一所地方政府办的干部学校，后随干校步行至贵州，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区里当工作员。他的情况和我相仿，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区长是北方来的老干部，年纪不小了，大约40来岁（那个年代，这把年纪的干部就被人看成是老头子了），进进出出挎一支驳壳枪，看来是个长年在危险环境中闯荡惯了的人。他看见我们进驻，眉开眼笑地表示欢迎。他可能是个老群众工作者，在屋里坐不住，每天吃罢早饭就出去了，留下工作员一人看家。

那天，我和工作员站在区政府门前的场子上听二号讲故事。二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讲他当年在江西苏区扩红的故事：他曾经长期做民运工作，招收过许多青年参加红军和八路军。当他讲到他是哪年参加红军时，我插了一句嘴：“好家伙，这么老的资格，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工作员就瞪了我一眼。过后我问他：“你刚才为什么向我瞪眼？”他说：“有你那样说话的吗？‘好家伙’，首长是‘家伙’吗？”我说：“我是学说北方话，又对北方话的意思理解得不透，可能用词不当。”他严肃地警告我：“下次要注意！”可见当时的小青年对革命老前辈是打从心眼儿里尊敬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