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21）一杆子打出了一个功臣（2/2）

袁副中队长来到我面前，用逗我的口气轻声问道：“小鬼，你一个人站半夜班，怕不怕？”我跟他不生分，就老老实实回答：“有点。”他大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别看我们人少，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支持。只要我们这里枪声一响，警卫连就会火速起床，跑步支援。你看我们这个地形多么好：山势笔陡，又有大碉堡。土匪要是敢来进攻，我们就用机关枪扫，用手榴弹炸。有我掌握的一挺机枪，不是吹，百几八十个人攻不上来。要紧的是你们这些站暗哨的不能麻庳大意，如果叫土匪摸了哨，没人报警，把我们围在了被窝里，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要擦亮眼睛，熟悉周围的地形地貌，对任何一个可疑点都不能放过。”他轻言细语地教育我、鼓舞我，全无传说中的那种杀气，使我感受到一种亲切感，还使我贸然地向他提问：“听说你在淮海战场上用旗杆子打出一个功臣？”他笑了：“你也听说了？其实我平时是不会动手打人的，战斗紧急关头，急眼了，不管不顾了，顺手就给了他一下。”我见他不生气，便更大胆地追问：“听说你还要毙了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吓唬吓唬他的，哪能枪毙自己的阶级兄弟？”袁副中队长是农民出身，没什么文化，长相也像个老农。平时他对出操、上课等都不大感兴趣，但对与打仗有关的事（譬如守碉堡、防匪特等）总是跑在前面。我透过他那粗犷的、大大咧咧的外表看到了一颗善良的、细致的、关怀战士的心。

我的舅舅和舅母是1949年5月份江西一解放就考入上饶赣东北地方干部学校的。我了解到赣东北地方干部学校也是经过三千里行军来到贵州接收地方政权的，舅舅、舅母肯定在贵州工作。我很想找到他们，远离家乡，多么希望身边能有几个亲人。可是贵州这么大，上哪去找？

一天，我在《贵州日报》上看见一篇文章，作者的姓名和舅母的一样。内容是说，她原是江苏的一名纺织女工，曾寄居在江西的一个亲戚家里。后来她参加了革命工作，经受了三千里行军的考验，提高了政治觉悟，丰富了革命知识，被分配到一个县的妇联工作，并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感谢党对她的培养，使她从一个纺织女工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决心一辈子跟党走，努力做好妇女工作，为党争光，为妇女争气云云。我大喜，一切情况都符合，她准是我的舅母无疑。“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立即给《贵州日报》社写了封信，打听该文作者的地址。信写好了，还没寄出，就接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舅舅在贵州施秉县财政局工作，舅母在施秉县妇联工作。我立即给他们写信，从此联系上了。虽然同在一个省，相隔得却并不近，有好几百里呢，还是没有机会见面。

这天，通讯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说是指导员找我。我来到队部，季指导员客气地叫我坐下，然后对我说：“你跟着前一期学员学了半期，又跟着后一期学员学了半期，加起来也就算是学满了一期。现因工作需要，准备让你提前毕业，到省军区学通讯去。你愿意吗？”学通讯？通讯是干什么的？我茫然不知。但觉得能早点毕业，早点到野战部队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军大学员的愿望，便希里糊涂地点头答“好”。

班里开了个欢送会，给我作鉴定。同志们讲了我许多好话，令我十分感动。虽然大家只相处了几个月，但是感情很深。现在要分别了，确实是依依不舍。

没想到全中队一百多号人集合起来为我一个人开了个欢送会，中队领导、各班学员都在欢送会上讲了话，对我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一个15岁的孩子，什么时候承受过如此隆重、亲切的厚望？这使我受宠若惊！

欢送会上还演了学员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助兴。其中有个节目出现了“嘀嗒嘀、嗒嘀嗒……”的台词，这才使我领悟到，我所要学的“通讯工作”是不是和发电报有关？

全校一共调了十余人，都是些不到20岁的小青年。我们被编为一个班，任命了班长和副班长，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大家背上背包，离开了亲爱的军大，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步行着向贵阳进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