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16）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2/2）

“怎么又回来了？”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他是江西一所公社中学的校长。

“退学回来了。”

“为什么退学？”我大惑不解。

“在北方过不惯，高粱米吃不惯，天气太冷，又照顾不了家里，就退学回来了。”

我深感惋惜：“唉，你要是不回来，现在是解放军里的高级科技军官了！”

他笑笑，似乎并不感到可惜。唉，真是“人各有志”啊！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改革开放后，我们江西人的观念改变了，许多青年人出省求学、打工、工作，也面向全国、胸怀世界了。

贵州人还很喜欢当兵，当国民党兵的人不少，现在要求当解放军的更多。这可能与贵州穷，“当兵吃粮”，有饭吃、有衣穿有关。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兵的确是很不错，在剿匪中，在抗美援朝中，贵州兵表现得勇敢、灵活，善于爬山涉水，敢打敢冲。倒是少数比较富裕的老解放区的战士，由于家乡土改了，分到了田地，认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最幸福的，想着早点解甲归田。他们在会上发起言来，一套一套的（在老解放区长大，耳濡目染，历练出来了），打起仗来，有些人反倒不如那些贵州新兵勇敢。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是基础啊！

贵州这个偏远、穷苦的地方，过去也出过一些人才，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就是贵州人，是个在国民党的牢里坚贞不屈、敢把牢底坐穿的革命志士，又是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才子。可惜在1946年4月8日那天，他坐国民党的飞机回延安，中途飞机失事，他和**将军等人一起遇难！

国民党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贵州人。当年江西和贵州曾经发生过争议：江西说何应钦是我们江西人，贵州说何应钦是我们贵州人。为了表示何应钦是江西人，江西还在何应钦的老家办了一所“应钦中学”。其实何应钦只是老家在江西，后来迁到了贵州，他是在贵州出生、长大的。现在国民党垮台了，何应钦也逃到台湾去了，自然也就没人再去争了。

贵州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个特点：能劳动。在军大，吃米，烧煤，一切的吃用，自然都要自己去扛；还有生产自给的劳动任务等。那些贵州学员看起来个子瘦小，气力却很大，多扛快跑，登山爬坡如履平地。我作为副班长，个子又高，15岁的年纪，比他们20岁的还要高，自然是要起带头作用罗。我也就多扛快跑，咬牙切齿地坚持，常常累得眼冒金花。有一次，我扛着一大袋煤，落在了后面。坚持扛到厨房后，放下煤，又跑步赶去集合。冲下石台阶时，眼睛一黑，腿一软，几乎昏倒。好在年轻恢复得快，在地上蹲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人多了，自然也就良莠不齐。新学员中有个叫石磊的（可能是化名），20来岁，整天低着头，情绪不高，沉默寡言。他的班长（也是贵州籍的知识分子，大概有30来岁，头发梳得溜光，面孔白皙，身材高挑，能言善辩）常在大庭广众中大讲石磊的坏话：“没见过这号人，拼命吃，一餐要吃几大碗。晚上睡在地铺上就拼命放屁，屁响得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把地铺都砸了一个坑！……”惹得听者哈哈大笑。

季指导员找我谈话：“石磊在班里待不下去了，想分到你们班去。人都是有缺点的，要善待他。”我当即表示同意，石磊就调到了我们班。他依然是沉默寡言，表现一般。吃饭多少，没人去管他，反正是敞开吃，又不定量。至于晚上是否放响屁，我也不清楚，我的头一沾上包袱枕头就睡着了。

一天，队部通知，全体去大礼堂上大课。石磊向我请假：“我肚子疼，去不了。”我说：“那你就好好休息，不行就到校医务室去看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便整队带着全班去大礼堂听课。

由学校的副政委赵凤岐讲《社会发展史》，讲了三四个小时，中间休息过15分钟。听完课，已到吃晚饭时间。回到住地时，我感觉身上有点凉，想加件毛线衣穿，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就奇怪了，我明明是把毛线衣叠在被子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这时，突然有人惊呼：“石磊的被子也不见了！”“石磊跑了！”“石磊开小差了！”“副班长，别找了，你的毛线衣肯定是被石磊拿走了。”“顺手牵羊啊！”……学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大怒：你这个家伙也太不仗义了！你在别的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我好心好意接收你、善待你，你反倒偷我的东西！那个年代，毛线衣算得上是好衣服，又是妈妈亲手给我织的，有纪念意义；而且货色上等，是“蜜蜂牌”毛线织的。再说，班里出现逃兵，我这副班长的脸上也无光呀！（班里暂时没有班长）……几种想法凑在一起，使我决心去抓逃兵，把石磊抓回来！于是，我提起一支步枪，背上子弹带，大步奔出校门，沿街寻找。

一路看过去，仔细搜索着，始终没见到石磊的踪影。其实，听了三四个钟头的大课后，石磊早就远走高飞了，上哪去找？我不死心，少年的犟劲儿上来了：出城去找！我匆匆奔向城外。忽然，在城门口迎面碰见大队副政委（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副政委长相粗糙，说话却很有水平，而且语言亲切，态度和蔼。他和我有过一面之交：他到中队来视察时和我说过几句话。他看见我，随口问道：“小同志，干什么去？”“抓逃兵去。”“谁逃走了？”“我们班的石磊。他还把我的毛线衣给偷走了，我得把他追回来。”“就你一个人？”“嗯。”副政委明白了，他看看天，对我说：“天都快黒了，你一个人出城，安全吗？”我昂然地：“我不怕。”副政委笑了：“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你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城外很不安定，经常有土匪出没。你一个人一支枪出了城，天又快黒了，你到哪里去找那个逃兵？如果土匪发现你只是一个人，动起手来，怎么办？土匪都是成群结队地活动，你再怎么勇敢、不怕，你一人一枪，对付得了一群人？”

我犹豫着，还有点想出城。副政委继续劝说：“当然，被偷掉一件毛线衣，十分可惜；但人的生命更宝贵，不能因小失大，下次当心点就是了。啊，听话，回去，回去！”副政委像个老妈妈，絮絮叨叨地好言相劝，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我心里感受到一种温暖，有一种儿子得到慈母关怀的感觉。我被他说服了，但嘴里无话，只知道默默地向后转，返回了营房。

不懂事的少年啊，连感谢的话都不知道说一句。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是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如果那天我在黄昏时出城了，恐怕就没有我以后的岁月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