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10）冉之是特务？！（1/1）

（10）冉之是特务？！

关于老共产党员，在解放前我就认识两位。一位是我的启蒙老师许青林。这是一个满腹经纶而又十分严厉的人，讲课很生动，但对学生很凶，学生都很怕他，是远近闻名的严师，又是名师。他办的学校是私塾的形式，新学的内容：学校由他私人承办，私人聘请好老师，他自己也教课；管起学生来像私塾先生一样严厉，教的课程却是国文、算术，高年级还开历史、地理。严管加新式的教课内容，既适应当时的潮流，又符合家长们的心意，所以许多家长都送子弟到他的门下来读书。在母亲办起学校之前，我在他的学校里启蒙，在他那里读了一年书。我听人们在背后好奇地议论他，说他以前当过“共产党”！共产党？那时候人们认为，共产党，那都是一些相当厉害的人，不觉对他有几分畏惧。他还有一段十分神奇的经历，暂时按下不表，留到后面再讲。

还有一位是个中医，是在县城里挂头牌的中医，母亲带我去他那里看过病。那是一个清瘦而严肃的中年人，眼睛很亮，看起病来神情专注。对人很客气，看完病后还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出来后母亲告诉我，符之许医师以前是“共产党”，坐过几年牢。在牢里不许他看其他的书，他就看医书。坐了几年牢就看了几年医书，出来后就行医。人很聪明，治好很多病人，医师越做越红，后来竟然成了一方名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民间叫他们不叫“共产党员”，总是叫他们是“共产党”（这两位先生都有后续新闻，所以先在这里交待一笔）。

母亲寄来的这封信当时并没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一个多月后，在进行年终鉴定时，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中队规定，每个人年终鉴定的第一条便是“政治坚定，思想进步。”符合条件的就写上这一条，不符合的就不写。写不写上这一条是每一个人必须通过的一道关卡。我在“通过”这一条时被卡住了：有人提出：小童可以写上“思想进步”，但“政治坚定”不能写上，因为他接到家信时哭了，说明他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此言一出，大家默然，既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似乎此言有理，又似乎理由还不大充足，在可进可退之间。我“懵”了，无言以对。静场片刻后，学员冉之问我：“小童，我问你，你接到母亲的来信后，想没想过要离开革命部队？”我回答：“没有。”他又问：“想没想过开小差回家？”“也没有。”“那么，小童只是年幼，想家，想妈妈，并不想脱离革命队伍，他还是千里行军地一直走过来了，应该算是‘政治坚定’的。”此言一出，大家附议，原来提不同意见的人也没再反对。我的“政治坚定”这一条才算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

说到冉之这个人，我感到有点不可理解。他大概二十二三岁，比班里其他人稍大一点；浙江人，高高的个子，强壮的身体，聪明的脑袋，优秀的表现。行军中班里共有的两支步枪中的一支，总是由他包扛，还不时地抢人家的米袋背；班里出了病号时，他就背双背包。他为人老到，有工作能力，常常会在工作安排上给班长提点合理化建议，在生活上也能给大家出点主意，就像是学员们的老大哥。譬如有一次，我们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宿营，有人买回来一脸盆熟红薯。此时天已黑了，也没掌灯，大家就伸手摸黑抓红薯吃。有人惊呼：“这红薯真甜！”“湖南的红薯真好吃！”……一会儿，一脸盆红薯就吃光了。有人又有新的发现：“汤更甜！”于是，纷纷拿搪瓷缸舀红薯汤喝。冉之大喊一声：“等一等！”众人停住手，不知他要干什么。他从饭包里拿出手电筒朝脸盆里一射：天呀，浑浊的泥水！众人大笑，又纷纷收起茶缸。他为什么就能料到煮红薯的水里有泥呢？（他可能凭经验料到，农民煮红薯时不会洗得很干净，因为红薯都是剥了皮吃的。）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常常有，他总能给人一点生活上的惊奇、指点和信服。这么一个积极、聪明、能干的人却不是团员。他自己也为屡屡申请入团却不能得到批准而耿耿于怀，认为是团小组长妒贤嫉能，有意压制他。有一次他给我看他写的一则日记，里面有一些对团小组长不满的话。我看后也有同感，觉得团小组长对冉之有偏见，因为他总是默默地看着冉之做好事，却从来不表扬。

大概是因为我年少，缺乏涵养，内心的活动会在脸上表现出来。一次，团小组长趁没人在场的时候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冉之是什么人？他是特务。”我大吃一惊：“特务！我们军大学员里还有特务？”经他详细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冉之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考上军大后，在“思想洗澡”运动中，他坦白交代，自己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选中，受过几个月的特务训练。后来他离开了青年军，特务也就没当成。由于他是主动坦白交代，所以仍然留在军大学习。团小组长说：“他总认为是我故意压制他。其实，不是我压他，是他的入团申请上面根本就不批。”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我守口如瓶，不管冉之对我怎么好，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他。我那时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政治上是不能搬弄是非的。

前面提到的饶曙，是张祥武的老乡，自然也是我的老乡，他对我的家庭情况是一清二楚的。由于张祥武的交待，他在脱口说了我一句“书香子弟”后，就绝口不再提了。但是有一次，他忍不住还是“刺”了我一下。那是在大家闲谈新旧社会的对比时，我随口说了一句：“旧社会老百姓缺吃少穿，真是民不聊生啊！”他立即接上：“是呀，小童家里好苦啊！”别人听不出来，我却被他“刺”得脸红心跳，哑口无言。于是，我就到一中队驻地去找张祥武告状。张祥武安慰我：“不要紧的，我说他去。”后来饶曙果然不再讽刺我了。张祥武年龄大我们好几岁，高中毕业，当过教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学员中有较高的威信，在同乡中威信更高。他是一中队一班的班长，是中队领导的得力助手，还又是党员培养对象。他说话灵光，有人听；可是他给我出的这个瞒报家庭成份的主意，却使我感到很尴尬：我觉得自己像个阴阳人似的，心中有鬼，常常忐忑不安，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如何处理才好！我内心苦恼着，左右为难。

一天，行军后宿营，住进农村里的一幢大砖墙房。青砖到顶的风火墙，大块麻石打底的底座，粗大的梁柱，说明这是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房主人——一个四十几岁的男子笑咪咪地走过来和我们攀谈，问我们是什么部队，到哪里去，态度亲切、友好。在不泄露军事秘密的原则下，我们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他又说：“我哥也是解放军，他在四野。”我们问他：“四野哪个部队？”“四野总部。”我们点点头。他突然说出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叫罗荣桓。”我们大吃一惊：罗荣桓！那可是四野的政委啊！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乡村里还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看他家的房子，他的家庭成份肯定比较高。但他是老革命，在井冈山时就跟着***干革命，在军内有极高的威信，他的家庭成份高低就无所谓了！后来我翻看他的简历介绍，他是衡山、衡东一带人，而我们走的是湘潭、邵阳一线，似乎有点对不上号。不知是他的老家搬动了，还是那个汉子吹牛。无从考察，顺便在这里记上一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