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4）如果长官也给我一个耳光，怎么办？（2/2）

穿过秀美的山水，走过迤逦的山路，眼前出现一幢高大的砖墙屋，大门两边用石灰水写了四个特大的字：军令如山。一边两个，老远就看得见。我看着这四个大字，心里有点惊恐：我能适应严酷的军营生活吗？我想起我儿时见到过的一幕：我8岁时，父亲回家来安葬祖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4个背驳壳枪的卫兵，在家里住了两个月。那时候乡下没有电，都是点青油灯，用灯芯照明。祖母曾经这样教诲我们：“家有万两金，莫点双灯芯。”一入夜，青油灯就像鬼火似的，一灯如豆，屋内依然昏暗。忽然有一天，母亲从县城买来一盏煤油灯，点的是煤油，有玻璃灯罩，有宽宽的灯带。点着后，把玻璃灯罩一罩，哇，通明透亮，满屋生辉。我和妹妹齐声欢呼：“太亮了！太亮了！”当然，远不如现在的日光灯亮；但在当时却是全村第一亮灯。父亲回来后，一天，他带来的勤务兵在傍晚时小小心心地擦灯罩，擦得透亮，然后装灯带。他也是农村出身，在家用豆油灯，进城用电灯，没用过煤油灯。装了半天，灯带怎么也装不上去。父亲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突然出手，一记耳光后，夺过灯头、自己装灯带。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有点反感：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还幸灾乐祸地想：如果你也装不上，看你好意思么！谁知他三下两下就装上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说：“你爸是聪明人，他是在一旁看清了门道才出手的。”我说：“那也不能打人呀！”母亲说：“军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也来到军队了，看着“军令如山”四个大字，心中暗想：如果长官也给我一个耳光，怎么办呢？……我是一名小新兵，恐怕也只能是“忍”了。

在路上，张祥武叮嘱我：“入校时第一件事就是填表。你可以把年龄填大点，填16岁；你个子高，充得过去。家庭成分不要填‘地主’，填‘中农’就可以了。”我自然是诺诺称是。

来到他所在的中队，他带着我去见他们的指导员。他对指导员说：“他叫童心，中学生，想入我们军大学习。”指导员大约30出头，穿着黄军装，脚下却是一双布鞋。说话轻声细语，斯斯文文的，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中学里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军大的干部一般都是选配有点文化、水平较高、政策观念较强的人；而且高职低配：中队长、指导员配营级干部，分校校长是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兼，总校校长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兼。听说刘伯承在军大总校开学典礼上讲过这样的话：“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吓得一些在象牙塔里长大的学生连夜开了小差。刘伯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的干部分析：刘司令员就是要淘汰一些胆小的、意志不坚定的人。

指导员听了张祥武的介绍后，拿出张表给我，说：“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一看，上面有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家庭地址等，果然还有“家庭成分”这一栏（几年后才改称家庭出身）。我便按照张祥武的嘱咐，谎填了“16岁”、“中农”。指导员看了表后，说：“我们中队都是高中生，你是初中文化，到3中队去吧。”于是，张祥武领着我来到3中队。3中队的指导员接待了我们。他看了看表，二话没说，就一个“行”字，把我给收下了，当即分到5班。

巧得很，班里有个叫饶曙的学员，是张祥武的熟人。他熟知我的家庭情况，连声说：“啊，知道知道，你是书香人家子弟。”张祥武把他带到外面去说了一会儿话才回来，后来他就不说我是什么人家的子弟了。我估计是张祥武告诉了他：我没填地主成分，要他不要多嘴。

3中队住的也是一栋老房子，有前房，有后房，有厢房。我们5班住在厢房里，打地铺，地下铺着稻草，上面铺一层床单，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里面夹几件用布包好的衣服，那就算是枕头。墙上钉着一排钉子，整齐地挂着每人的一个布饭包，有点象小学生的书包（又不装饭，为什么叫饭包？大概是从打游击时装饭的包演变过来的名称）。还有一排铝制的扁平水壶；横穿房间的绳子上整齐地挂着白毛巾；仅有的一张长条课桌上的牙刷、牙膏、茶缸等也整齐地排列着。班长把被子之间的距离挪紧一些，空出了能睡下一个人的位置，这就是我的床了。

我四面张望，觉得房间里的摆设虽然整齐，但一个班的人都睡在地下，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也太寒酸了，还不如我们中学的寄宿生呢！中学寄宿生的宿舍里，双层床，保持一定的间隔；虽然东西摆设凌乱，但至少没有这么拥挤，也不会睡在有潮气的地下。这样的学校能叫大学吗？

一个学员觉察出我的怀疑神色，就主动向我解释：“校首长在作大报告时说过，‘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的意思。艰苦朴素则是自红大、抗大直至军政大学的一贯优良传统，是革命的传家宝……”

他们都是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本年度五六月份考入军政大学的。所谓“考”，刚开始还笔试；后来零星入学的，也就是填张履历表，指导员一点头，就算录取了。绝大部分是浙江、江西两省的人，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不等，还有少数大学生；年龄也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我的年纪大概是全校最小的。虽然他们只比我早入校四五个月，但已是满口的革命道理，并以老兵自居。不过这种“老兵自居”不是“显摆”，更不是“欺新”，而是以老大哥的姿态对新兵小弟关怀备至，象接待家中的贵客似的，主动为我领毯子、棉军服、被单、胶鞋、水壶、饭包、毛巾、牙刷等等，一应俱全。转眼间我就全身焕然一新，实现了从一个中学生到一名解放军战士的外貌的转变。

开饭了，我们蹲在大厅的地下吃饭。中间放一个搪瓷脸盆（专用于盛菜的），里面放着半脸盆菜。全班（记得是10个人）就围着菜盆吃饭。大甑的白米饭放在厅中央，随便盛，管饱。这餐的菜是青豆烧排骨。大家都很客气，适量地吃菜，适量地搛排骨，似乎每个人都在心中暗暗计算，自己吃的决不能超过菜盆里的十分之一。这使我想起父亲回乡安葬祖父时，他的勤务兵给我讲的故事。他说，在部队里（当然指的是国民党的部队），老兵能吃饱，新兵吃不饱。为什么呢？饭甑扛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直接就用搪瓷碗舀饭。新兵舀满满一碗，等他吃完时，饭甑已见底。饭没有了，还没吃饱，只好作罢。老兵呢，舀个大半碗，赶快吃，也不管饭里面有谷壳、有沙子（后勤军官要从中贪污，就在米里掺谷壳、掺沙子，以保证重量），迅速吞进肚子里去，然后再去舀一满碗慢慢吃。有这么一又四分之三碗饭，就能吃饱。我惊讶地问：“谷壳？沙子？能吃吗？”“少爷，你没吃过。咱当兵的肠胃好，粮食消化了，谷壳和沙子就跟着大便一起排出来。嘻嘻！”勤务兵带点讽刺意味地调侃着。对比之下，我觉得这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

吃饭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可能是炊事员斩排骨时疏忽了，竟然让一块大排骨漏网。那块大排骨比别的排骨大4倍，是那种肉多骨头少的肋条排骨，它正炫耀地闪着油汪汪的光亮，等着人们去争抢它（后来我才知道，定量是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元旦、春节等节日另加一斤。这些江南的学生们，家境一般都比较富裕，一月一斤的猪肉对他们来说是不够解馋的）。奇怪的是，从头到尾，没人光顾那块大排骨。我作为一个军龄不满一天的小新兵，自然更不敢光顾，就这么看着它诱人地闪着光亮而无人问津。

老大哥们一个个吃完饭洗碗去了。他们经过军事训练，吃饭快；我还没摆脱老百姓的习气，吃饭慢。菜盆旁边只剩下我和一位老大哥时，突然，他搛起那块大排骨往我碗里一放。我一惊，连忙说：“你吃你吃。”他无声地一摆手，把剩下的一点点菜汁倒在自己碗里，迅速扒完碗里的饭，就拎起菜盆向洗碗池走去（菜盆本应是由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洗），动作迅速而自然。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团结互助的集体，心里暖暖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在这几十年中，中餐、西餐我吃过不少，但那块大排骨的香味我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