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野 （一）我们（2/2）

我在窗户根儿底下的一点儿地方也开辟过我自己的小庄园，种过黄瓜和茄子，甚至还为了那些细嫩的藤蔓搭过架子。很快地，小小的果实结了出来，我迫不及待地便想摘下来尝尝，于是小黄瓜长到一寸长的时候就都消失不见了。细嫩的茄子其实也可以生吃，嚼起来像吸饱了水分的棉花，味道不怎么好，大多便幸存了下来，直到长大以后连同别的茄子被我妈做好了端上桌。

只是，这一切，只是我跟我妈的事儿，我爸偶尔回来会赶上翻地，或是赶上扎豆角架，偶尔也能碰上一两个成熟的番茄尝尝味道，但除此之外，他与这一切毫无关系。

我很羡慕白子哥哥和云戈，他们的爸爸很少不在家，妈妈也总是很和气。他们的父亲都是画家，云戈的父亲擅画鹰，白子哥哥的父亲擅画虎，人称“肖鹰裴虎”，在圈子里外都非常有名。他们在一个学校里工作，也住在一栋房子里，白子哥哥和云戈自小就是门对门的邻居，一起跟着各自的父亲学画。

我家在一个部队驻地旁边的家属区里，在城外，也在村外，与白子和云戈的家隔着一片原野。原野的这边是我家，原野的尽头是城市的边缘，那里是白子哥哥和云戈的家。

那是一片安宁而浩大的原野，有浓密的稻田、麦地、树林、池塘和延绵无尽的荒地，以及星星点点散落在荒地里的废弃房屋。沿着荒地的一侧有一条粗陋的公路，勉勉强强地通向尽头处的军营。路上偶尔有车走过，通常是那种又高又大又破的大解放汽车，总像是走不动似的，粗重地喘息着，艰难地蠕动着，布满尘土的车身发出巨大的“咣当咣当”的声音，车轮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然后滚得远远的。车厢上有时候堆放着东西，用军用布蓬盖着，有时候还会站着几个人，端着枪。

冬日雪降之后这里变成一片雪原，那条寂寞的路上会突然神奇地涌出好多扫雪的士兵，拿着各色工具，干得热火朝天，片刻之后又复归沉寂。每当夜晚和黎明，部队里就寝和起床的军号声远远地响起，嘶鸣着穿过沉沉的夜色与朝霞。几十年来，那声音一直持续在我幽暗的记忆里。

那就是我们生长的原野，我们的历史开始的地方。

我的家所在的那个巨大的家属区一般很安静，尤其是白天。现在回想起来，那里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住在那里的军人家属一般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有农民，可那里却分明地不是城市。那里没有城里的高楼大厦，没有商店和邮局，各家的房前屋后反而都会大小有一块儿地。但那里却也分明地也不是乡村，路上没有摇着尾巴撒欢儿的狗儿，也没有乡村里常见的小鸡小鸭。

小时候我去过姥姥家的村子，真正的农村，那种在东北特别常见的世代种植水稻为生的村子。整个村子被大片的水田包围，只有一条路。沿路走进村子，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狗都知道我是外来的，狗儿在远处冲着我“汪汪”叫，村民会走过来询问我是谁、来找谁，要不要帮忙带路。静谧的村庄里鸡鸣犬吠隐约可闻，偶尔会看到某户院子里拴着的耕牛，不时还会看见满处溜达的肥肥的小猪或小羊，不知道是哪家跑出来遛弯儿的，仿佛没人管，似乎也不会丢。我还曾经不小心激怒过村子里看家护院的白鹅，它张开巨大的翼展像轰炸机一般俯冲过来，直到把我追上树。无论谁家有了什么事，全村老少都会出动帮忙，任是谁晚饭没了着落，都可以到任何一户冒着炊烟的农舍里讨一口吃的，只要报上名号——我是老谁家的小谁，主人会毫不吝啬地多摆上一双筷子，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会遇上混吃混喝的骗子。

长大以后我在课堂上学到了一个社会学名词——熟人社会，指的就是这种由沾亲带故的熟人构成的小系统，人们彼此信任，被人际关系和道德舆论制约着，可能很多年都没什么变化，却可以一直温暖而安全。但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家属区却全然不是这样，那里的人并不沾亲，也不带故，除了紧挨着的邻居偶尔搭上几句话、互相帮点儿小忙之外，彼此之间并不怎么熟络。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劳作方式，每天早上奔向四面八方的各个工厂和单位，各自做着不同的工作；彼此之间冷淡、生疏、彬彬有礼，做事克制而讲究规则。我后来知道这叫“陌生人社会”，正如我现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一样。而当我知道这两个名词的时候，新兴的陌生人社会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延续数千年的熟人社会。

这个巨大的家属区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它没有进化出城市的富庶和繁华，却又早早地失落了乡村的温暖与熟稔。

我家住在一排有着灰色瓦顶的暗红色砖头房子里，看上去像后来高尚小区里的平层联排别墅，只是简陋破落得多。房子有很多排，整整齐齐码在军营外几百米远的家属区里。每家的破木头窗户漆着不同的颜色，可是年深日久都早已褪去往昔的光泽，看上去是一色的灰暗。房屋是按照战争年代标准建造的，窗户十分窄小，被长长伸出的屋檐遮蔽着。每到雨季，屋外的窗台和墙根处的石板上隐约生长着北方的苔藓。房前屋后的空地上野草茂盛、高低丛生，疏淡的野花在其中顽强地生长。多数人家会在自家窗前和屋后的荒草丛里开出小片的耕地来，精心地种上些番茄、辣椒之类的蔬菜，也有些人会种上一些青瓜或是豆角之类的爬藤蔬菜，还仔细地为藤蔓搭上支架。我也曾经见过细致的人，在那个匮乏的年代里，非要在好不容易开出的土地里种上妖娆却不能吃的花朵，哪怕只是散淡的矮牵牛。

那里的每一户人家都会用各种手边的材料给自己家围起一个前院和一个后院，高高低低的、形态各异的竹子、木板、铁皮等东西搭建起各色篱笆墙，将每户人家的土地清楚地标注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这些象征性的篱笆实际上什么也挡不住，到了做饭的时间，一家的炊烟会在紧邻的好几家的房间里飘荡，几乎每家都知道邻居晚上吃什么；同样的那几窝老鼠在同样的那几家的房子里搬来搬去，一低头就能钻过那些篱笆墙。可即便如此，那些篱笆墙却永远不会被拆掉。我时常看见恩爱的夫妻在周末的阳光里一起修理那些篱笆墙，来自军队的男人打着赤膊，晶莹闪亮的汗水像宝石一般在黝黑的皮肤上滚来滚去，女人备好水和毛巾，站在一边给男人接递工具，小夫妻协同劳作的样子时常引来旁人的羡慕和赞叹。偶尔也会看见邻居们隔着篱笆墙聊天，努力地从篱笆墙和爬藤植物的缝隙里对望着，或者是用手使劲拨出一个洞口来传递些东西，通常是火柴或是盐瓶那类的东西。从没有人觉得这些象征性的篱笆墙无用或者碍事，没人想到过要拆掉，我倒是见过有人在看到邻居加固篱笆墙的时候热情地提供帮助。

不过我家里没有这样的篱笆墙。我爸极少回家，家里没人干诸如修建篱笆墙这样的活儿，即使修好了，时间长了也免不了破败。我妈索性把前一任房主留下的篱笆墙彻底拆掉，只在原来的墙基处堆放了些杂物，以示界限。屋后的墙基那里种了一丛灌木，从来没人修整，到了夏天一路疯长，长到无比茂盛，最后倒也跟一堵墙差不多了。

我的家并不大，走进门户首先会进入厨房，很小的厨房。那时候普通人家的厨房里没什么电器，一般都不太大。除了厨房之外还有一个套间，小一点的七、八平米，五分之四的面积是东北常见的火炕，大一点的十多平米。整个家里没有洗手间，遇上内急要到联排别墅尽头的砖砌的简易公共厕所去，孩子们稍微遮挡一下，大约也就在院子里解决了。我曾听人说这房子是二战时候日本人盖起的马厩，大点儿的房间养马，带火炕的小房间住着养马人，真假不知，不过这房子看上去也确实没有比马厩高级太多。那个巨大的家属区里有无数排这样的马厩，住着无数下级军官家庭，很多家庭跟我家一样，只有女人和孩子。

小时候我一直不很清楚“父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家庭都和我家一样，只有妈妈带着孩子，父亲只是个偶尔回来干活的人。我曾一度认为“男人”这东西不错，平时不会来烦女人，偶尔回来，对女人很好，对小孩子也和气，还把家里的力气活都干了。我一直以为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大人永远是大人，孩子永远是孩子，我不知道我还需要长大。

但就在那片原野上，我们开始了生长的历史。